摘要：1949年以降，中国进入了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翻译活动被纳入国家体制，高度计划化和组织化，以服务于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主流批评话语声讨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乱象”；政府积极创办翻译刊物，创设翻译出版机构及召开全国性的翻译会议，其意均在建构新的翻译文化秩序。这一系列的建构手段，对“十七年”（1949—1966）的翻译和翻译批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计划化和组织化成为翻译批评话语中的核心叙述，它既建构起了翻译工作技术层面的操作规范，又满足了政治层面创新翻译文化话语的战略谋局，成了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计划化和组织化；翻译秩序；建构；1949—1966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501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