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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30

9月26日晚，《外国语文》编辑部成功举办“外国语文大家谈”第六期。本期讲座由西南大学文旭教授主讲，四川外国语大学董洪川教授主持。讲座后，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河南大学张克定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焦丹教授就讲座主题进行了对谈。

本次活动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并于《外国语文》视频号全程直播。讲座吸引了众多相关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与学生，推进学界在认知语言学向文化认知延伸的概念、路径与方法上的交流，促进相关方面的深入思考与实际研讨。

文旭教授首先从马林诺夫斯基“人生而有文化，文化生而有约束”一句切入主题：“人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就会有差别，这种差别自然会反映在我们的语言中”。在此基础上，文旭教授谈到了中西的句法差别，并以“很久不见，想死我了”一句在Chat GPT与通义两种中西大语言模型的英译差异为例，将语言与文化关联。就此，文教授认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文化维度，社会维度，跨文化、跨语言维度，量化研究等还有待加强，且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结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的差异性还没得到充分研究。鉴于此，文教授提出“文化认知语言学”（cultural cognitive linguistics）概念，指出这是“认知语言学研究一个新的增长点，旨在从文化认知视角，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结构和使用与文化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文化认知”以及“语言文化”“语言认知”等主题归纳了认知语言学先驱学者对“语言—认知—文化”间双向关系的研究与界定。

文教授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跨文化、跨语言研究，指出这些研究通过分析语言的词汇、语法结构、隐喻和转喻等现象，揭示了不同文化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此后，文教授引入“文化认知”这一文化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说明文化认知是指文化塑造和影响人类思维、认知过程、决策过程、行为方式的方式，并列出该概念下辖的诸要素：文化感知、记忆、判断、推理、文化概念化、文化认知识解、文化元认知、文化共情等。在此基础上，文教授提出文化认知具有依赖性、社会性、动态性、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多样性与相对性、集体性与共享性、互构性等特征。此后，教授介绍了文化认知语言学在认知语言学、文化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交叉环节上的学理基础，并延伸出文化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目标：（1）关注语言中的范畴、隐喻、转喻、框架、文化模型、认知模型和叙述等语言表达或概念如何反映文化特征和价值观；（2）探索语言如何承载和传递文化知识和社会规范；（3）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使用和理解。最后，文教授呼吁学界群策群力，开展“文化认知+”的多维交叉研究。

讲座结束后，四位与谈人就“文化认知语言学”为主题进行了对谈。

王文斌教授特别强调语言的时空性差异问题，与文教授借助文化认知剖视语言基本性质的提法达成一致。他认为，学界需进一步思考语言是否能自治这一元问题。其次，学界需明辨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如何搭建——若语言为思维的外壳，可否通过研究进入作为“表面”的语言。王教授就此认为，文化能够作为表层语言深入化的切口。再次，印欧人的思维为“方脑思维”，中国人为“圆脑思维”。实际语言使用中，诸如“前面路还长着/后面路还长着”对于英美人而言难以理解；基于这样的“弯道思维”，需思考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规避思维模式导致的文化误解。第四，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同样值得思考。这就要求考虑语言与文化的第一性问题。王教授在细致论证后，得出“文化具备第一性”的观点。第五，学者也可从语言中窥见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惯习。最后，文化普遍性的背面还存有多样性，两者构成辩证关系，这也是语言教育亟需重视的文化因素。

张克定教授认为，文化认知语言学与文旭教授此前所提的社会认知语言学一脉相承，是后者的理论拓展。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张教授认为从狭义入手更为实际，且建议从比较视域进行跨语言与跨文化的研究。另外，学界需如王文斌教授所提，辨明文化与语言的第一性问题，并明晰两者的交互关系。再者，文化与政治、历史、地理、科技密不可分，文化与认知也牢牢相关，学者可多要素、多层次、多单元地分别对待文化模式与认知模式，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思考。最后，语言文化认知与人的活动之间构成互动关系，因此建议学界找到语言与文化的历时性关系，并作相应研究。

接下来，张辉教授讲到，诸多认知现象具有普遍的文化属性，文旭教授提出的文化认知语言学概念有着深刻意义。当下，认知语言学走向了普遍交叉的整体态势，然而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挑战。首先，认知与文化的界限难以区分，认知与文化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关系。第二，文化语言学相较于认知语言学的创新点有待进一步挖掘。第三，文化认知语言学如何理论化，未来研究是否需从现在的概念单元罗列走向理论的系统化建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第四，需要分清文化认知与普遍认知的关系，承接普遍认知的“具身性”与文化认知的“文化性”。张教授期待学术界共同努力，为发展文化认知语言学作贡献。

焦丹教授进一步作了补充。首先，从文化的定义来说，中外对该概念的定义有五百余种——总的来说，文化是人对文化的认知。从翻译实践角度讲，翻译从业者更关心选词与语法方面，对认知模式方面考虑不足，翻译实践与研究亟需认知文化角度的指导。从实践案例看，在武术文化的外译中，心智活动被纳进大纲；中国粮食文化的外译中，粮食概念英译与中文差异较大，背后存在极大的文化因素；在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中，亦存在地方文化认知的影响。鉴于此，文化认知概念纳入翻译领域有着重大意义。另外，针对文教授提及的文化认知的社会化，焦教授认为，认知的社会化属性允许文化认知模式嵌入语言教育以及语言教师的培训大纲。焦教授总结道，文化认知语言学能极大启发与指导翻译学、国际传播、话语建构。

董洪川教授作最后总结。他首先感谢文旭教授作了极具创新性的报告，明晰了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人、语言与文化、文化与人等诸对关系。在文化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学界能够对“何为自我”“何为人”“何为文化”等普遍性问题探讨出更深刻的看法。文化认知理论亦可对当下中国的文明互鉴期望提供理论与方法论。总之，文教授的报告以及与谈人的探讨高屋建瓴，既有学术建构，又具实践关照，是认知语言学的全新进展，也是对《外国语文》的鼎力支持。董教授期望涌现更多相关研究，共力促进文化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与延伸。

（图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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